1947年4月30日，杨虎城将军被移押重庆原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一平房内，外围由交警大队和宪兵大队二十四团一个连看守。七月，杨将军胆结石病急性发作，在童家桥洗布塘中央医院童家桥分院（前身为军统局四一医院），由中央医院医生陈仁亨摘除了胆囊。后又由牙科学博士蒋祝华医生为他拔掉两颗门牙，配上假牙，正是蒋医生配的这两颗假牙，为日后确认杨虎城将军遗体提供了科学依据。

   据蒋祝华医生回忆，1949年夏天某日，他突然接到伪中央医院谢锡洪院长打来的电话，要他准备医疗器械，一会儿有车来接他去为一个病人拔牙。大约半个钟头后，果然就来了一辆美式吉普车，蒋医生带上张维汉医生及自己的一位学生一同前行。车开到歌乐山下，经过一道大门检查，然后就到了一个办公室，有两个人陪他们吃中饭。吃完饭之后，他们就被带到山上最高的一栋房子，四面有持枪的岗警。当蒋祝华医生等人坐下后，有一个人来给他们打招呼，叫他们一会儿“治病时不要多问”。稍后，另外的人便带来了一个病人并介绍这是杨老先生。

   蒋医生一跨进这个地方，就预感到病人非同一般。当他细看时，只见杨先生个子髙大、头发蓬松、未戴帽子戴眼睛，未加修饰的脸上，留有二三寸的胡须，穿着一身陈旧的黑色长绸衫，面容严肃，气宇不凡，但全身带着一股浓浓的臭味。蒋医生开始为杨先生检查，问他哪里不好？杨先生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着上唇。蒋医生在检查时，发现他两颗中前门牙松动，明显叩痛，是创伤引起的根尖脓肿，如果早进行治疗，就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于是蒋祝华医生提出这两颗牙齿应该到医院照片、作根管治疗及根尖切除手术，但看守说：“到医院去不行，我们这里没有条件，也没有医生，请你来，你把它拔掉就行了。”蒋医生当时感到很惊愕：既不能按自己的方案治疗，又要拔掉能够保留的牙齿，心里感到很是不安。

   杨老先生由于疼痛难忍，只有同意把牙拔了，蒋医生只好违心地为他消毒，打了麻药针，很仔细地分离了牙龈，轻轻地把牙拔掉了，再进行止血。蒋医生问杨先生痛不痛，他摇头表示不痛。当时蒋医生就与他约好，一个月后再去为他镶牙，他就被看管的人带走了。在返回的路上，张维汉医生在耳边悄悄问蒋医生：知不知道杨老先生是谁？蒋医生说不知道，张说：他就是杨虎城将军！蒋医生听后很震惊，当时，全国人民都不知道发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的爱国将军杨虎城囚禁在哪里，原来却在歌乐山麓！一个月后，按照约定时间，下午两点钟有车接蒋医生去为杨虎城将军镶牙。由于蒋医生已知道他就是杨虎城将军，心中对他充满了敬意，为他制定了最好的修复方案：活动假牙唇侧不设基托、选用当时最好的带黄金钉的瓷牙、固定稳当舒适。车到后，蒋医生把给杨将军镶牙的想法讲给看守听，但遭到反对，蒋医生只得为他安装瓷牙。当蒋医生与杨将军见面时，看见他仍然穿着上次的那件衣服，周身臭气四溢，但杨将军仍保持着固有的威严气度。蒋医生为他检查、打样，制作石膏模型。这些本来可以让助手去做的，但是出于对一位爱国将领的敬重，蒋医生都亲手制作。假牙做好后，蒋医生细心为他试戴，经过几次修整，蒋医生问他是否合适，他点头表示满意。然后很快又被管理他的人带走了。

   重庆解放后没几天，突然有军管会的同志带着一位穿便衣，身材魁梧，操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后来才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到重庆市民医院找蒋祝华医生，请他上了一辆轿车，车上彼此都未谈话，来人的表情非常悲伤。轿车驶向沙坪坝，经杨公桥直抵他曾为杨虎城将军看过病的住所。下车后，蒋医生被领入一间厅堂，里面设立了灵堂，他不知来此何故。杨拯民让人将堂中棺盖打开，请蒋祝华辨认是否为这个死者作过牙的修复。蒋医生首先环视了这个死者的体貌仪容：胡子花白、唇浮肿、面部五官尚能分辨。蒋祝华医生眼帘立即浮现出杨虎城将军的生前仪容——这不是杨虎城将军吗？接着，蒋医生即用口镜翻开上唇，显露出了两颗假牙，无论是从假牙的部位、数目、工艺形态，特别是在作前牙活动桥时，不现出基托的设计特点来看，证实这正是自己亲手所作。两个单臂卡环仍牢牢地固定在两个上尖牙颈部，杨将军除这两颗 假牙外，全口其他牙齿仍像蒋医生过去为他检查时的那样，都完好无损。于是，蒋祝华医生转过身来，慎重而肯定地对杨拯民说：“这是杨虎城将军！无论从全口牙的数目、形态、缺牙的位置和镶牙的工艺制作特征，以及基托和卡环部位的设计，都说明这是我亲手制作的。”

   正是根据蒋祝华医生对杨将军牙齿特征的辨认，才得以从数百个死难烈士中，辨认出杨将军的遗体。大约两三天后，蒋医生接到军管会的一份请柬，邀请他到皇后餐厅赴宴，答谢他对杨将军遗体的科学鉴定。

   1950年1月15日，杨虎城将军追悼大会在中华路青年馆隆重举行，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亲临致祭，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冠诚隐形矫正出品

(摘自《华西口腔百年史话》）